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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建筑概况(一)

元明时期

社会与建筑发展概况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境内宋、金、西夏诸政权之间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大统一，西藏、台湾、漠北等地都归入版图，元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

元朝政权以蒙古贵族和西域半世袭性色目贵族为核心。对国内各民族实行歧视政策，分民族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享有各种特权；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即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居民和契丹、女真居民；第四等是南人，即原来南宋境内的各族居民。中央政权的要害部门例由蒙古人和少数几家色目贵族任最高长官，地方政权也多以蒙古人、色目人为达鲁花赤（弹压官，即最高长官），用以监督同级汉人、南人官员。

蒙古贵族通过连年征战，囊括了大量手工工匠，使元朝的官营手工业有所发展。政令与货币的统一，驿站体系的扩大与完善，国外贸易的开拓，又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各地出现了许多商业都会。京城大都就是举世闻名的贸易中心，欧、亚各地商贩云集。长江、运河沿线的城镇蓬勃发展。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杭州、上海等，都成为重要港口。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需求，元朝政府开通了海上运输线，疏凿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元朝的宗教信仰比较自由，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藏传佛教（喇嘛教）因被奉为国教而有着特殊地位。

蒙古人以其军事进攻征服了亚洲和东欧的广大地区，但其社会发展仍处于游牧生产的阶段，住居方式是毡帐，在征服其他民族以后建立的都城仍利用当地的建筑形式与技术。这种现象在京城、在各地方均可看到。例如大都的宫殿采用了蒙古习俗和汉地建筑相结合的办法，使之产生一种特有的风貌：主要的建筑都是汉地传统的木构架、琉璃瓦屋顶式样，其间散布着许多蒙古帐殿，有些还是西域地区的建筑式样，如维吾尔殿等。陵墓形式则十足表现了蒙古人特有的处理方式，帝后死后送漠北“起辇谷”埋葬，用马群踏平，不留痕迹，不立标志，以致至今人们仍不能找到元代帝后们的陵墓所在。又如西藏地区的佛寺，由于有内地汉族工匠参与建造，带去了木构建筑技术，琉璃瓦、坡屋顶、典型的内地元式斗拱和梁架结构都在藏地寺庙中出现，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建筑式样——琉璃瓦坡屋顶和藏地平屋顶相掺杂的混合式建筑。这种新建筑形式又传入青海、内蒙古等地，成为该地区明清喇嘛庙的基本形式。

域外建筑文化也有新的输入，其中以伊斯兰教的拱券、穹窿顶建筑的东来最为突出。

明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初，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各类建筑的发展。首先是南北两京(南京、北京)和大规模宫殿、坛庙、陵墓和寺观的建成，如两京宫殿、十三陵、天坛、南京大报恩寺、武当山道教宫观等，都是明朝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曲阜孔庙也在明朝中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明朝另外两大工程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城堡体系和万里长城，以及东部沿海的防倭城堡体系。明初，蒙古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力图复辟，不断伺机南侵。明朝迁都北京后，又三面邻近塞外。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御驾亲征中被蒙古瓦刺军俘获，引起京城危急，朝廷惊慌。北方之敌成了明朝的大患，因此，终明之世，对北边防卫极为重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修筑了一条延亘五千余公里的长城，并分九段地区设置重兵防守，统称“九边”。沿着长城一线，还修筑数以百计的城堡和数以千计的墩台和烽堠，组成一个点线结合的完整防御体系。危害于东南沿海的倭寇源于日本海盗，以明初洪武间与明中叶嘉靖间为患最烈。为了消除倭患，明朝政府在南起广西钦州湾北至辽宁金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设置了五十三座卫城和一百零三座所城，其间尤以浙江、福建两省最为密集。这一百五十六座防倭城堡组成了明朝的东方防卫体系，有力地遏止了倭寇的进犯。

河北金山岭明长城

明代的地方建筑也空前繁荣，各地的住宅、园林、祠堂、村镇建筑普遍兴盛，其中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诸省最为突出，直到今天，这些地区还留有众多的明代建筑。明代中晚期，各地的造园活动出现一个新高潮。江南富裕地区的村镇多进行了有计划的建设，出现了许多环境优美、设施良好的优秀村镇实例。它们一般都有高质量的道路、桥梁、标榜本村杰出人士的牌坊、作为宗族联系纽带的祠堂、教育子弟用的书院，以及公共使用的风雨桥、路亭、戏台、庙宇等建筑。

明朝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有：第一，砖的生产技术改进，产量增加，各地建筑普遍使用砖墙，府县城墙也普遍用砖贴砌，一改元代以前以土墙为主的状况。此外，还创造了一种用刨子加工成各种线脚作为建筑装修的工艺，称之为“砖细”，通常用作门窗框、墙壁贴面等。与之同时，砖雕也有很大发展。第二，琉璃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琉璃塔、琉璃门、琉璃牌坊、琉璃照壁等都在明朝有所发展，琉璃瓦在各地庙宇上普遍使用，色彩品种增多，中国建筑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特点已达到成熟阶段。第三，木构架技术在强化整体结构性能、简化施工和斗拱装饰化三个方面有所发展。例如宋代常用的用一层层木构架相叠而成楼阁的方法，被贯通上下楼层的柱子构成的整体式框架所代替；柱与柱之间增加了联系构件的穿插枋、随梁枋，改善了殿阁建筑结构；斗拱用料变小而排列越来越丛密，等等。这些都使明代建筑的面貌产生了与宋代建筑的明显差异。

元大都城

元大都位于金中都旧城东北。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动工，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二城分别设有居民坊七十五处及六十二处。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外表覆以苇帘。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砥直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平面示意图

元大都西城桓土城遗址

元大都新城规划最有特色之处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这可能和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与深层意识有关。

由于宫室采取了环水布置的办法，而新城的南侧又受到旧城的限制，城区大部分面积不得不向北推移。元大都新城中的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结集地带。其中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西城区则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由此可见，元大都的商市与居民区的分布，既有城市规划制约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及对外交通促成的自发因素。

元大都城市建设上的另一个创举是在市中心设置高大的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中国古代历来利用里门、市楼、谯楼或城楼击鼓报时，但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则尚无先例。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北京地区，特别是城市生活面临的一个难题，金中都时期如此，元大都时期也是如此。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种：一是居民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二是宫苑用水，由西郊引山泉经水渠导入太液池，因水从西方来，故称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给；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通惠河。由于地形落差较大，沿河设闸通船，所需水量很大。四者之中以漕渠用水最难解决，金朝曾引京西的卢沟水（即今永定河）入注漕渠未成，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1230～1310年）改用京北和京西众多泉水汇集于高梁河，再经海子而注入漕渠，曾一度使江南的粮食与物资直达大都城中，因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嘉奖。但由于上游各支流被权势和寺观私决堤堰浇灌水田、园圃，使水源日见减少，漕运不畅，朝廷虽然严申禁令，也未见效。纵观金元两朝百余年的治漕史实，从京城至通州的漕渠用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明南京城

明朝开国之初的五十三年（1368～1420年）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明朝的留都。

南京地理条件优越，北倚长江，水源充沛，运输便利，南有秦淮河绕城而过，是水运集散地。这里自古就有“龙蟠虎踞”的美誉，钟山龙蟠于东，石城虎踞于西，北有玄武湖一片大水面。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曾有六个王朝建都于此，前后达三百余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开始就旧城扩建，并建造宫殿。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皇帝位，南京成为明朝都城。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终于完成了南京作为明帝国首都的格局，全城人口达到百万。

南京是在元代集庆路旧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城市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旧城区、皇宫区、驻军区。后两者是明初的扩展。环绕这三区修筑了长达33.68公里的砖石城墙。

旧城区位于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城市对外交通的要冲地带，居民密集，商业繁荣，为朝廷服务的大批手工业作坊也设置在这里。由于地近皇城，大臣们的第宅也都集中在此区，如徐达宅在大功坊、常遇春宅在常府街、郑和宅在马府街等。皇帝命令建造的十六处大酒楼则分布在商市汇集的旧城西南一带。

皇城区设在旧城东侧，北枕钟山支脉富贵山，南临秦淮河。既有水运方便，又和旧城紧密相联，各方面都很理想，也合乎风水术所追求的阳宅“背山、面水、向阳”的模式，唯一的缺点是地势低洼。

明初，南京城内外驻军约二十万人，除一部分驻守皇宫和沿江外，大部分军队都驻扎在城内西北地区。这里有大片营房、粮仓、库房和各种军匠工场，形成一个独特的军事区。

在上述三地区的中间位置，建有高大的钟、鼓楼，作为全城报时之所，这显然是接受了元大都的遗规。

南京的道路系统呈不规则布置，城墙的走向也沿旧城轮廓和山水地形屈曲缭绕，皇宫偏于一边，使全城无明显中轴线，一反唐、宋、元以来都城格局追求方整、对称、规则的传统，创造出山、水、城相融合的美丽城市景观。

南京的城墙墙基用条石铺砌，墙身用10厘米×20厘米×40厘米左右的大型城砖垒砌两侧外壁，中实杂土，唯有皇宫区东、北两侧的城墙全部用砖实砌。南京城33.68公里长的城墙，所用之砖由沿长江各州府的一百二十五个县烧制后运抵南京使用，每块砖上都印有监制官员、窑匠和夫役的姓名，其质量责任制之严格可以想见。城墙沿线共辟十三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重要的城门设有瓮城，其中聚宝门、通济门、三山门是水陆交通要道，每门都设有三道瓮城以加强防卫。当初城墙上建有军士宿卫用的窝铺房二百座，雉堞一万三千余个。现城墙尚存21.35公里，窝铺无存，雉堞有少数残留。

明代南京城聚宝门瓮城

在这座城墙之外，又修筑了一座长达50余公里的外郭城，把钟山、玄武湖、幕府山等大片郊区都围入郭内，并辟有外郭门十六座，从而形成保卫明皇宫的四道防御线，即：外郭、都城、皇城、宫城。

明北京城

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城为止，明朝共有二百二十四年建都于北京。明初的北京城沿用了元都旧城的基本部分，以后又多次扩建。城市的格局既有很强的继承性，又有自身的特点。

明代前期北京城平面示意图

明初，徐达占领元大都后，为了便于防守，将城北纵深约2.8公里较冷僻的城区舍弃于城外，另筑了一道北城墙，使城市面积缩小约百分之四十。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里是一座地方性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仿照南京皇宫的形制在宫前布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约0.8公里。到明代中叶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北方蒙古部族的军事进犯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办法，在城外加筑一道外郭城以加强城防。但限于当时财力，这道外郭城墙只修筑了南面8公里就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接，使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从以上北京城墙三次向南移动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发展。造成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城市对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结集地，商肆、旅邸栉比鳞次，人口异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陆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运重新开通后码头也汇集在前三门外，使这一带格外繁华。为此，永乐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两次向南扩城，把原来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围入城中，同时也把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

描绘明北京繁荣的《皇都积胜图》长卷画（局部）

经过明初到明中叶的几次大规模修建，比起元大都来，北京城显得更加宏伟、壮丽。首先，城墙已全部用砖贴砌，一改元代土城墙受雨水冲刷后的破败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砖石砌了驳岸，城门外加筑了月城，旧城九座城门都建有城楼和箭楼，城门外有石桥横跨于城濠上（明初是木桥，1436～1445年全部改为石桥），桥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楼，又把钟楼移到了全城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紫禁城、万岁山到鼓楼、钟楼这条轴线长达8公里，轴线上的层层门殿，轴线两侧左右对称布置的坛庙、官衙、城阙，使这条贯串全城的轴线显得格外强烈、突出。但是，这种城市布局却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在明代，从大明门到地安门长达3.5公里的南北轴线被皇城所占有，一般人是不准穿越的，因此造成了东城与西城之间交通的不便，在古代运输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问题尤为严重。

明代陵墓

明代陵墓制度的最大变化在于将唐宋两代的上宫、下宫制取消，即取消皇帝死后在陵区设置寝宫（即下宫）由皇帝生前的宫人守陵的制度，只保留陵墓中具有的祭祀功能的部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同时，明代陵墓又简化了唐宋方形陵体四向辟门立阙、四隅设角楼的布局，改用圆形陵体，单向出门，又无高大阙台的简洁而紧凑的布局。

当然，完成这个改革也是有过程的。在朱元璋为其父母建造陵墓“皇陵”时（1367～1375年），还明显地受到宋陵的影响，采用了长方形平面的截锥体冢丘，四面出门，但已无下宫。值得注意的是，“明楼”之名已见于明末所绘的皇陵图上。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为其祖父建陵墓于今江苏泗洪县境内，其布局和凤阳皇陵相同，也是四出陵门而无下宫。通过这二陵的兴建，取消下宫似已成定格。

除了上述二陵外，明代还有南京明太祖的孝陵、北京昌平的十三陵、北京西山的景泰帝陵、湖北钟祥的显陵。

坛庙建筑

祭坛和祠庙都是祭礼神灵的场所。台而不屋为坛，设屋而祭为庙。坛庙建筑的历史远比宗教建筑久长，中国在内蒙古、辽宁、浙江等地发现的一批最早的祭坛和神庙，距今约有五六千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建筑逐步脱离原始宗教信仰的范畴而变为一种有明显政治作用的设施。于是，坛庙建筑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在都城建设和府县建设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工程项目。

元朝统治者按蒙古旧俗祭祀神，对中国传统的坛庙不太重视。明朝则是修复旧礼、兴建坛庙的鼎盛期。《明史·礼制》中载入祀典的坛庙有数十种，修建南京、北京时，都把太庙、社稷坛、天坛等列为与宫室、城池同等重要而一并兴建。府县列为通祀的坛庙有山川坛、社稷坛、厉坛、城隍庙、孔庙等多种。各地还根据地方特点修建种种神庙，如苏州一带有吴地早期开拓者之庙“泰伯庙”，有助吴王兴国的功臣伍子胥之庙，沿海各地有海上保护女神天妃（妈祖）之庙，等等。其他如东岳庙、关帝庙、八蜡庙、文昌祠、龙王庙、水神庙等都是任意起造，只要不是有碍封建秩序的“淫祠”，官府就不加制止。一些边疆卫所城内还有与战争有关的神祠供祭拜，以便使军民得到精神寄托。至于官员及其后裔所建家庙，则更是遍布全国。

元明时期的坛庙就其祭祀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自然神，包括天上诸神如天帝、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之神，以及地上诸神，如皇地、社稷、先农、岳镇、海渎、城隍、土地、八蜡等；另一类是鬼神，即人死之后的神灵，包括祖先和历代圣贤、英雄人物等。

河北曲阳的北岳庙

元、明宗教建筑

元世祖忽必烈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尊之为国教，封有地位的喇嘛为国师，但对中土原有佛教仍采取保护态度，使佛教迅速发展。其后，每朝元帝都以巨款建造新寺，颁赐金银田户。当时有人估计，国家经费的三分之二用于佛教。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寺院四万二千余所，僧尼二十余万人。由于藏传佛教被元朝尊为国教，较之传统的禅宗、律宗等派更为兴盛，西藏地区的佛教艺术如塑像和装饰工艺也因之传入内地。

明代，喇嘛教虽在内地渐衰，但在藏族地区得到很大发展。十五世纪是西藏地区佛寺建筑的鼎盛期，以格鲁教派四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的兴建为其标志。这四座寺院规模宏大，佛殿、经堂、喇嘛住宅等建筑物高低错落，形成壮观的建筑群。明代中期以后，在蒙古俺答汗的提倡下，藏传佛教（喇嘛教）迅速向青海、甘肃、四川等藏族地区及北方蒙古族地区传播，格鲁派寺院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如著名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席力图召，以及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在建筑式样上，青海、甘肃、四川的藏传佛教寺庙受西藏影响较多，而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则受内地建筑影响较大，形成了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

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喇嘛庙美岱召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山西五台山显通寺的大殿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完美的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

砖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由于《大藏经》屡次由皇家颁赐，藏经用的防火建筑成了一时的迫切需求，于是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应运而兴。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还有十余处，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句容宝华山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江苏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内景

道教建筑在元明时期也有所发展。现存建于元代的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是道教建筑的重要遗例，宫中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中的大面积壁画，精美绝伦，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道教建筑则以永乐皇帝在湖北武当山所建的道教宫观群最为宏伟。

山西芮城永乐宫主殿三清殿

永乐宫壁画描绘吕洞宾引渡何仙姑、曹国舅等人入道的情形

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元明时期，伊斯兰教的礼拜寺、玛札（圣者之墓，穆斯林晋谒之所）等建筑先后兴建于新疆各地。穹顶技术和琉璃饰面技术在伊斯兰教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元代遗存的玛札以伊犁霍城的秃忽鲁克·帖木尔汗玛札最有代表性（该玛札建于1363～1364年，是新疆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汗陵墓）。建于公元1422年的喀什艾提尕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伊斯兰礼拜寺。而中原地区清真寺，有的在建筑平面式样、材料等方面受到汉式建筑的影响，因而具有汉式风格，如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

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内的建筑

综观元明时期的宗教建筑，其中不乏巧构和精致者。元代的北京居庸关云台，本是金刚宝塔的基座，但其造型稳重，跨街而踞，券洞外沿装饰呈孤形，洞内却是五边折角式，且用六种文字刻写佛经和浮雕佛像，令观者惊叹。元至正年间修建的山西五台县西关的广济寺，其大雄宝殿的檐柱头塑有鹿角兽头或独角兽头，颇为稀见。在建筑手法上，元代工匠也有独到之处，如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山门的雨檐和前殿的大爬梁、人字梁，都不同一般，具有独创性。而与该寺一墙之隔的水神庙则是满墙元代壁画，内容没有天界的神秘，却充满人间生活气息。建于明代的飞虹塔矗立在广胜上寺的殿前，外型匀巧，通身镶嵌各种琉璃饰件，色泽绚丽。该寺的格子门窗更是明代小木作的佳作，是用预制的格子花穿组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