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建筑概况(二)

明代风水流派

风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术数，其要旨是对人的住居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的外部条件。风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各个方面，其中有关墓葬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则统称“阳宅”。这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统一于自然界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朴素的科学成分，也可称之为古典的建筑环境工程学。

风水的起源可追朔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来又有“相土尝水”选择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举。到汉代已形成风水的理论萌芽，唐代发明罗盘，宋代风水已形成江西派与福建派两大派别。

明代是中国风水的鼎盛时期。一时间民间风水实践和风水理论都有很大发展，各种风水书籍纷纷问世，其中有刘基的《堪舆漫兴》、蒋平阶的《水龙经》、《阳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说》、张道宗的《地理全书》、周景一的《山详指迷》、目讲僧师的《地理直指原真》等较为重要。

明代风水派别很多，但仍以江西、福建两派为主干。江西派又称形势派，其理论主要阐述山川形势和宅形格式，其特点在于重视宅与自然的关系。福建派又称理法派，其为说多主于星卦，不过从明代风水书籍的内容来考察，不论是标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实际上都既讲形法又讲理法，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在运用中，两派都以罗盘为基本工具用以确定方位，并根据罗盘上一圈圈数字与天文、地理名称，开出种种风水处方来，所以罗盘也被尊为“罗经”。

风水术对建筑的影响

在明代，风水对建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基址选择，几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据风水理论来选定位置，村落选址也往往有风水师参与其间。对村落的选址原则可归纳为：背山面水、山龙昂秀、水龙环抱、明堂宽大、水口收藏等几方面。所谓山龙、水龙就是指山脉与水系的形势，明堂是指村基所在的空间，水口是指村头、村尾水流出入口。根据这些原则，山区村落多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环境；平原地区以水为龙，村落往往采取背水、面街的布局。城镇选址原理与村落相同，只是要求环境容量相应增大。

在明代风水中，“水口”是一个重要题目，多数风水书对此都有论述。但此时水口已专指村镇水流出口处，由于村镇道路入口多设在此处，宗祠、亭阁、桥梁等也集中于此，因而形成为村镇内最重要的关键地段，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动中心。这种现象在皖南徽州地区最为典型。

风水认为体量高大的建筑物如塔、阁、殿等的设置能弥补地形的缺陷，使城市、村镇所在的气、势都能得到改善而使一方之人化凶为吉。例如：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西瑞州知府邝潘认为瑞州人才众多而登科第者少，原因是风水不佳。他亲自踏勘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府学的格局有问题：府学前面西有府城西城门耸立于旁，东侧却虚无一物，造成左右不平衡；府学后面又受到粮仓的挤压，后地不宽宏。于是下令迁走仓库，在府学东侧建造一座楼阁名为进贤楼。他和同僚们商议后认为府学正南无“具瞻”（对景），不利文运昌盛，而且府学正对南郊的石鼓岭，山形平秃，致使文士“多晦”，不能飞黄腾达，因而决定在岭上建造一座十几层高耸入云的文峰塔。他还听说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师、太保，明代最高官品）与状元之广谶，就下令把市河和锦河开挖联通。这是一个为改善城市风水而大兴土木的典型实例。类似的用文峰塔、文昌阁等建筑来改变城市风水的做法几乎到处都可看到，山西大同在府学前方城墙上建造的一座文峰塔就是其中一例。

住宅是风水关注的重点之一。各派风水对住宅的选址、布局、周围环境等，都有一套指导原则和避凶就吉的方法。他们用罗盘格定住宅方位和属性，进而推导出平面布置，大门方位以至每座房屋的高低、位置。大门在风水中被视为“气”的出纳口，是住宅“上接天气，下收地气”的关键部位，它的位置、方向与住户的凶吉密切相关。山、水是自然中“气”之所自出，是至吉至祥之物，所以大门应面向山峰或远处山口（近处山口又谓之“煞气”，不可相对）。也可迎水而立，但不可冲巷道或与邻居大门相对。这些处理方式在功能上都有一定依据，而风水以凶吉观来进行解释，使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为了减除“大门冲巷不吉”的心理负担，风水师们常把“泰山石敢当”、“镇山海”的石碑或镜子等物放在大门对面，并赋予这些镇物以神奇的辟邪功能。对于住宅周围的道路则要求从“吉方”来，要曲折有致。总之，各种风水书都对住宅提出种种避凶趋吉的方案，内容十分庞杂，从周围环境到宅内的厕所、水井的处理都与凶吉联系起来。

明十三陵

尽管风水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其中不乏荒诞无稽的说教和蛊惑人心的骗局，但在它的合理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和皖南徽州地区的村镇就是其中的典范。

十三陵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在具体确定他们的墓址时，都有风水师参与其间。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感人效果。

明十三陵地形和帝陵分布示意图

皖南村镇中的风水术

徽州属丘陵地区，村镇选址的理想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即基址后有山作倚托，中间有水流过，前面有较小的山作为屏障。在平原地带，水流就代替山脉而成为“龙脉”。如果用风水理论检验村镇的地形有某些缺陷（“不吉”因素），可以用人工开圳塘、筑丘坝、植树林、造桥梁、建亭阁等方法来加以补救。例如黟县宏村，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邻县休宁风水师提出须在村中开挖池塘，把溪水积蓄在村内，方可使子孙科甲鼎盛。这个池塘现称“月塘”，对村内居民的洗濯、防火、美化环境仍起着重要作用。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又有人提出还须在村南筑坝开池以蓄更多流水可使子孙逢凶化吉。这个池塘面积较大，现称“南湖”。其实这种挖塘筑池的水利工程完全是造福于民的举措，只是倡议者用了神谕式的凶吉观来获取居民的支持而已。风水认为水是财富，是“气”之所依，所以水流的出口处应有“关锁”，以便留住吉气、财气。关锁的形成，一是靠地形，即村镇的水口应是山环水绕、曲折有致，犹如门户；二是靠人工在水口架桥，或适当改造地形。徽州许多村镇都在水口建桥，而且多数是廊桥（即风雨桥），既达到了风水的要求，又形成为村镇的交通要道和公共活动场所。例如许村高阳桥，桥的周围还有牌坊、楼阁、庭园等建筑，形成村头活动中心。又如棠樾村，它的水口原来仅在西侧有一座小山，而东侧平坦，无所关拦，明代沿溪流筑了七座土丘，称这为“七星墩”，土丘虽小，但可借“七星”在人们心理上的作用以加强“关锁”。

安徽歙县宏村南湖

安徽歙县许村高阳楼，系水口廊桥

北京宫殿

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群北京宫殿，曾经有二十四个明、清皇帝在其内统治中国达五个世纪之久。宫殿的营建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间。其后历明、清两朝，宫中建筑物屡有重建、增建，但宫殿的总体规模与布局框架在永乐时代已经奠定，以后的变化只是局部性的。

从景山之上向南眺望，紫禁城的主要宫殿位于中轴线上

明初营建这座宫殿是在元朝大内旧宫的基址上进行的。元朝覆灭时，大内旧宫未遭破坏，后来被改成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就将旧宫全部拆除，再按照南京宫殿的模式重建新宫。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北京宫殿。

明代的《北京宫殿图》

北京宫殿中的“外朝内廷”、“东西六宫”、“三朝五门”、“左文华右武英”、“左祖右社”、人工堆作万岁山等做法，是仿照明初南京宫殿的模式，连殿宇门阙的名称都与南京相同。但北京宫殿也有所发展。首先，规模比南京大。目前所遗南京紫禁城基址南北方向深度约比北京紫禁城少200米，南京午门东西方向宽度仅为北京午门的四分之三。其次，离宫、园林有所发展。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只是利用元代遗留的太液池而无所兴作，明中期以后，这里的亭台殿阁不断兴建并扩大开挖太液池，使之成为重要的皇家园林。此外，还把一处习射用的“东苑”建成为山水花木与殿阁交相辉映的离宫，称为“南内”。最后，又把万岁山建成离宫区。

建筑北京宫殿只化了四年时间，这么大的建筑群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显然和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技术的优点是分不开的，但也和提前备料有关。早在永乐五年，明成祖就派大臣们分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运木料。砖的生产主要依靠山东临清和江苏苏州两地，其中苏州生产的铺地方砖质地细密，坚实耐磨，尺寸可达10厘米×80厘米×80厘米，被称为“金砖”，由于制作过程复杂，从取土到成砖需要有一年的时间。石料采自北京西南郊房山，是一种称为“汉白玉”的大理石，色白而质匀。琉璃瓦则在京郊设窑烧制，有黄、绿、蓝、黑等色。

木构架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易遭火灾，北京宫殿建成后的第二年（1421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因雷火被焚，第三年（1422年）乾清宫又被焚。重建后的三大殿又于公元1557年及公元1597年两次焚毁。在建筑布局上，主殿两侧用斜廊联结东西庑、三殿之间用穿堂联结的办法，又造成一处起火延及一大片的严重后果。虽然当时也采取了一些防火措施，例如廊庑每隔若干间设一道防火墙，屋面基层内加锡片，后宫各庭院之间用高墙分隔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雷措施及布局上的缺陷，终未能防止火灾的发生。

黄琉璃瓦、汉白玉台基与栏杆、红墙、青绿色调的彩画，这是北京宫殿色彩的基调，在蓝色天幕笼罩下，格外绚丽璀璨，显示了皇宫的豪华高贵、与众不同的氛围。按照“五行”说，青、白、红、黑、黄五方位色中的黄色代表中央，是皇帝所在。因此，琉璃瓦以黄色为最高等级。北京宫殿主要建筑用黄琉璃瓦以显皇威，即源于此。

紫禁城

新建的大内宫殿仍沿旧宫基址的原有轴线布置，但向南移动了0.5公里左右。宫城（紫禁城）面积约73公顷（760米×960米），四面开门，四隅设角楼。全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供处理朝政、举行典礼、召见大臣、接待宾客等用；内廷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场所。外朝以中轴线上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为中心（三殿用穿堂联结），左前（东）方配置文华殿，右前（西）方配置武英殿，形成“品”字形格局。文华、武英两殿都是皇帝的别殿（便殿），是皇帝召见臣下和斋居之所。文华殿又是读书、授课的地方，殿内供有孔子像。武英殿又作为皇后生辰时大臣们的“命妇”在此进贺的场所。内廷的建筑以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宫为中心（三宫也以穿堂相联），这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在中宫的东侧有东六宫及东房五所，西侧有西六宫和西房五所，供妃子和宫女们居住。东西六宫中靠近三宫一侧的中间一宫是“贵妃”所居。此外，内廷还有供皇太子和皇子们居住的瑞本宫，祭祖用的奉先殿（内太庙），先朝宫妃养老的仁寿宫，以及管理宫内事务的各种司、局等建筑分布于东外侧；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咸安宫和一些佛寺、道观等建筑则布置在西外侧。在紫禁城中轴线的最后部分还有一处小园林——御苑，园中亭榭、树木、假山的布局接近对称，缺乏中国传统园林的意境和情趣，聊备一格而已。靠近西、北二面宫墙的周边地带，还有称为“廊下家”的供应皇室生活必须的各种库房。

明紫禁城角楼

太庙和社稷坛
在紫禁城前两侧还有二组重要建筑群，东侧是太庙，奉祀皇帝历代祖先，这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侧是社稷坛，坛上铺五色土——东青土、南红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黄土。土由各地州府送来，这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组象征意义极强的建筑是根据传统的“左祖右社”的形制来布置的。

万岁山
在紫禁城外的正后方有一座人工堆成的土丘称为万岁山，本是大内镇山，到明朝后期才逐渐建造宫殿、亭阁，周围遍植果树，开辟习箭用的射场，成为园林化的离宫别馆区。

皇城五门

由奉天殿向南沿中轴线布置有五座门，依次是：

一、奉天门，门屋内设御座，是皇帝每日朝见群臣裁决政务之处。门前庭院两侧东、西庑内是编写《起居注》和《实录》之处（前者记录皇帝生活起居，后者记录朝廷大事），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也在这里编写；

二、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百官上朝在此门前等候，征战班师时，则在门前举行献俘典礼。门的形式是从唐宋的门阙演化而来，在“冂”形平面的高台上建造木架建筑，下通五个拱券门洞，是一座庄严雄伟的城门建筑；

三、端门，也作城门形式，但无实际用途，是礼制上所需的仪门；

四、承天门，形式和端门相同，是皇城的正门，皇帝颁布诏书、最高司法机关秋天判处重囚都在门前举行；

五、大明门，是皇城的外门，门外就是市区。

按照儒家对礼制的解释，皇宫有三朝五门，“三朝”是外朝一、内朝二，或称大朝、常朝、日朝，在明北京宫殿中就体现为外朝三殿。但实际使用上每日朝见主要是在奉天门举行的，只有元旦和冬至等大朝会、皇帝生日贺礼及大宴会等才在奉天殿举行。而华盖、谨身两殿仅作为召见臣下、赐宴亲王、皇帝更衣等用途。

“五门”就是上述从奉天门到大明门延展在1.5公里距离上的五座门。“门”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象征意义于此可见。

明紫禁城午门的南向

明紫禁城午门的北向

明代住宅建筑

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例如宋代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在宅前造乌头门，庶民屋舍只许进深五架，门屋只许一间，不许用飞檐、重拱、四铺作、藻井和五彩装饰等。重点在于区划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严格了，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员外，不论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以上这些反映了明代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现，但逾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苏苏州一带的民居中，仍保存着一批十分精美的贴金彩画和砖石雕刻。

江苏苏州明代民居内的贴金彩绘

中国住宅遗构今所知的最早实物是明代的。已经发现的明代住宅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其数可以百计。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和技术传统的差异，使各地住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之南，村内至今保存传统民居三十一处，其中二处是明代建筑。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一座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位于丁村东北隅，是一组四合院，大门一间设在东南角，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及倒座各为二间，按传统习惯根据木构架分间，应是三间，可能是由于木构架开间过小，不利于布置室内火炕，所以分作二间使用。正屋、两厢和倒座之间并无廊子联结。其形制符合明代庶民屋舍的规定，只是正屋梁上有单色勾绘的密锦纹团科纹饰，似稍有逾制之嫌。

另一座建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位于前座宅的东侧。由两进院落组成，现仅存大门及里进院，外院倒座及两厢均已不存，两院之间的垂花门也已毁去。从现存建筑看，平面布置后者比前者多建外面一进，其余基本相同。

由于山西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故两宅内院南北狭长，以取阳光。墙体较厚，可以保温御寒。当地雨量稀少，故次要房屋仅用仰瓦铺设，省去盖瓦。根据风水之说，正房在北、大门在东南的布局属于“坎宅巽门”的吉宅，这种宅型在北方一带颇为流行。

山东曲阜衍圣公府

孔子嫡裔孙有世袭的爵位，自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以后的封爵是“衍圣公”，其职责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务。

衍圣公府习称“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我国现在唯一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孔府的现有规模形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场大火把孔府的内宅一扫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内宅以外的部分建筑物，即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两厢、前上房、内宅门及东路报本堂等。其余均为清代重建或增建。

孔府的大门

孔府占地总面积约4.6公顷，分为公衙、内宅、东学、西学和后园五部分。公衙是衍圣公举行庆典和行使权力的场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门和东西厢房。二堂是会见官员、处理族务之所，与大堂间有穿堂相联，仍是唐宋以来盛行的工字形平面。两厢是六厅吏员办事之处；内宅和后园是宅眷居住部分：东学是衍圣公读书、会客、祭祖的地方；西学是家属读书、宴饮、待客的场所，建筑形式与庭院布置有较多生活气息，庭中植竹树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后园虽有较多树木，但布局零乱，缺乏传统园林的意趣。

孔府二门内的大堂

孔府沿中轴线从大门到后园全长250米，共有九进院落。衍圣公是孔孟礼教的忠诚卫士，在孔府建筑中内宅门是区别内外、区别男女的严格界限。内宅用水由外面肩挑到内宅外墙上水口导入，光绪十一年的内宅火灾也因外人不得入内宅而任其延烧。这重重门堂和难以逾越的礼教限制，真可说是“侯门深似海”了。

根据明代品官第宅制度，作为二品官的衍圣公（实授二品，但有一品的袍带），他的府第应是“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油绿，兽面锡环”，屋顶用“两厦”悬山顶。检之实物，一一相符，不愧是遵礼守法的典范。笔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见孔府彩画，都是不用金的青碧绘饰彩画，构图优美，格调素雅，尚存明代遗风，也符合衍圣公的身份。可是近期重绘的彩画已用了清官式大小点金旋子彩画，不仅与孔府身份不称，也降低了彩画的艺术性，更不符文物保护要求。可嘉的是，穿堂和三堂内宅门等处尚存明代“青碧绘饰”的旧制。

孔府的单体建筑中，以仪门（匾曰“恩赐重光”，故又称“重光门”)最有特色，是中国垂花门的最早遗物。此门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是一座三间三楼独立式垂花门。其木质柱子用抱鼓石座挟持，柱上用梁枋悬挑垂莲柱承受屋檐重量。平时此门不开，只在迎接圣旨或举行祭典时才开启使用，仪门之名由此而来。

孔府的仪门又名重光门

苏州东山明代住宅

明代苏州地区经济、文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致仕官员、文人、富商在此定居建宅者众多，至今城乡各处留有不少明代住宅，苏州郊区东山镇一带所存尤多。

东山杨湾赵宅，是一座下层居民的住宅，位于杨湾村大路边。宅由正房五间及东西厢房各一间组成三合院。由于地形限制，平面呈不规则形，但堂屋仍居中向南，符合传统习惯。大门原在东厢，临街而设，今已移至南墙上，正房木构架简朴，梁用圆木，但梁端与柱交接处仍按月梁做法刻作斜项，这是当地明代住宅的通式。堂屋前廊单步梁则作成月梁，以突出堂屋的地位。全屋雕饰，仅此而已。

江苏苏州东山杨湾的明代民居

东山杨湾翁宅， 此宅大门临杨湾大路，面南向，是一座普通百姓住宅。全宅共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临街房屋五间，中设门屋一间，门内小院两侧东西厢房各两小间；后院是一座楼房，为堂屋与卧室所在。两院之间有一堵高而厚的墙相隔，显然是为安全防卫的需要而设。此宅用地紧凑，庭院狭小，是江南地区流行的小天井式住宅布局。

 

明浙江东阳卢宅

卢宅位于浙江东阳县城东门外，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至天顺六年（1462年），其后又不断修建而成一区规模庞大的住宅群体。全宅占地约5公顷，由十余组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主轴线沿照壁穿过三座石牌坊转折至肃雍堂、乐寿堂而止于世雍堂。住宅周围有河流环绕，通过跨河的九座桥梁而沟通宅内外联系。宅前大道西通东阳城东门。从门前众多牌坊可知，这是一处世代为官的家庭聚居地。肃雍堂是全宅的主厅，其布局和曲阜衍圣公府相似，前有门屋两重，堂前两侧设东、西厢。肃雍堂平面作工字形，以穿堂将前后二堂联结成一体。其中前厅原是歇山屋顶，后虽改为两厦悬山顶，但室内木构架仍保留歇山转角做法，斗拱式样也很华丽。按明制规定，品官住宅不准用歇山顶，因此肃雍堂前厅的屋顶改形是否系宅主为逃避“逾制”之罪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这种现象在明代住宅中甚为罕见。

带有风火墙的浙江东阳庐姓住宅群

庐姓住宅群内众多的牌坊之一

徽州地处山区，人稠地狭，住宅多采用小天井和楼房的紧凑布局。一般是主楼、厢房全是二层，用地特别紧张的村落则建三层楼房。由于山区木材价廉，取材都较粗大。富有之家住宅多施精美的木雕和砖雕，为了避免“露富”而招来横祸，这些象征富有的雕刻都在内院展现，外观都是白墙、灰瓦，十分平淡。外墙极少开窗，窗孔也很小。

安徽徽州民居

歙县远郊西溪南村有座吴息之住宅，宅旁池塘边有一路亭，亭中脊檩纪年为景泰七年（1456年），此宅木构架形制与路亭年代相当。该住宅现仅存一组院落，其余房屋已毁。宅的大门临小巷，面西南。入门为天井式小院，环小院一周为二层楼房，楼下空间低矮，楼上则较高敞，木刻雕饰也集中于楼上，说明宅内主要活动场所在楼上。院内水池用以积聚雨水，是皖南山区常见做法。

安徽歙县西溪南村的明代民居